在西北一所职业学校任教的第二年，语文老师陆千一经历了这样一幕。
那是个平常的晚上，她在女生宿舍和几个学生聊天。话题滑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能上好高中，有些人不能”，又聊到了“教育资源”。一个女生说：“本来只是以为我自己不努力，应该怪我自己。但要是不知道该怪谁了，那就还不如是因为我不努力。”她说完，自己也笑了，其他女生也跟着笑，仿佛“只是有人说了句玩笑话”。
但陆千一感觉，在这个很轻松的环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她看着那个女生，记住了这个瞬间。
这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在职业院校执教两年里，与200余名学生深度交流，最终筛选出12位受访者。她收集了许多类似的瞬间，最终将它们收进了一本书里。书名叫《我是职校生》，2025年10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12个主要章节，是12位职校生讲述自己的故事。书出版后，在豆瓣上获得了8.7分，评论超过4000条，被媒体评价为“为沉默的群体提供了话筒”“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理解职业教育与职校青年的窗口”。
前不久，在这本书的分享会上，陆千一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一起聊何为良好的职业教育，乃至何为良好的教育，即更大程度的教育公平如何得以实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些学生。”田志磊说。
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陆千一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样子。
“像个特别社恐的学生。”她这样描述，“上课经常讲一半就‘死机’了，不知道自己要讲点啥。”
她试过课本，试过余华、卡夫卡，效果都不太好。直到她开始放电影，和学生讨论新媒体上的文章，从一次班级吵架聊到敏感的社会话题，课堂气氛才慢慢活过来。
她在网上写这些教学片段，文字细腻，有人爱看。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留言问她：“写这个干啥？”
“很受打击。”陆千一说。更深的触动来自一位师姐的提醒：“她觉得我怎么一直在观察我的学生。”
“观察”这个词悬在那里，陆千一停了下来，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一直带着某种距离感。“觉得自己站在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然后去评论别人，这个其实有点傲慢。”于是她决定，把叙述的主体换一换。
她选择了第一人称口述史，设计采访提纲，考虑城乡生源比例，寻找那些“自己愿意讲”的学生。她有200多个学生，与其中20多个深聊，每次采访都长达数小时。最终的成稿呈现了12个人的故事，陆千一的个人定位也从“作者”转变为“整理者”。“大部分文章，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润色，尽量保留他们的语言质感。”比如一个四川学生，文中混杂了方言词汇，她选择了保留。
“我想尽可能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一定要选择他们的语言，虽然后面经过了我的整理润色，但是第一人称是不可改变的。”她将这项工作视为“传声”。
话筒就这样交了出去。
陈楷夫的故事跟梦想更贴近，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人，但周遭总有“不好好学习就去当工人”的论调。在这矛盾的认知之间，他为自己勾勒了一个独特的未来图景：在奶奶家空旷的院子里，安放一台机床，旁边摆上琴。“每天弹弹琴，加工加工自己想做的零件。”他也喜欢机车，梦想着能亲手制作或修理摩托车的零件。
林初一的故事是关于“寻找”，他觉得有人适合学习，有人不适合，“可能有些人就适合打工”。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但“还在想办法努力地找”。
张怀君则是讲了一个关于电竞梦的故事。初中时，这个年轻人游戏打得好，去了一家俱乐部。他15岁的时候，新规出来，俱乐部解散了青训队。电竞梦断了，张怀君进了职校，“管理相当严格”，他更没时间摸一摸电竞键盘了，干脆就彻底换了赛道。后来他专升本成功，学机械设计。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作为记录者，陆千一决定把自己藏在那些声音后面。
“我没有什么资格去看见谁，我只是做一个传声的工作就可以了。”她说。
反复强调“看见”和“感受”
在《我是职校生》中，叶冰的声音清晰而平静。她并非陆千一授课班级的学生，而是通过其他同学相识。起初，吸引她的是陆千一身上那道“北大毕业”的光环。
“因为我们学校很少有北大清华来的老师。”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熟络起来的过程很日常，一起吃饭，节日聚会，陆老师的一位“比较擅长英语”的朋友在课余开课，她也去听。这种相处没有距离，“走在路上她会挽着你的胳膊，感觉很自然”。正是这种朋友般的亲切感，让她愿意对着采访话筒，对陆千一坦陈自己那些关于“人生道路”的感慨。
“我从小好像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别人家的小孩有两次机会，我只有一次。”叶冰的自述提到，她中考差了几分，只能上中专。
但当她和记者再次聊起过往，那种被困住的感触已然松动。“没有了”，她说，“因为当时我还没接触更多人和事。”
改变发生在离开校园之后，中专毕业、打工、专升本成功、成年与经济独立，给她带来了新的视角。但她说，如果今天再向陆老师讲述自己，故事依然会是原来那样，“无需修改”。对她而言，那并非一段需要被重新诠释的过去，而是她坦然接纳的、曾经真实的成长片段。
“我没有那种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的想法，到现在，我也会大方地告诉别人我是专科生。”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标签，而是“事实”，是那个不断寻求“更好”的自己。
对陆千一而言，两年多的相处与记录，最终的收获远非一本成书。她强调，自己从学生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事，是“人与人平等交往的能力”和“被尊重”的感觉。
她描述与一位已在上海工作的学生吃饭的场景。他们聊不下去的话题就自然跳过，聊得来的就多聊一会儿。这种交往，基于“具体的人的感受”，而非虚空的观点交换或身份标签。
但她对来自外界的、对这本书的“关注”，感受已经有些微妙。她并不认同诸如“对抗”之类的刻板标签，反复强调“看见”和“感受”。
她最终又感慨：“人们会对社会议题产生关注，但或许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看见’社会问题时付出的感动和关注，其实是感动了自己，对议题本身并无帮助。”
对于教育相关的话题，陆千一实则一直很感兴趣。她从初中就尝试写过讨论城乡关系的小说。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她构思了一个故事，用笔在一个本子上写了下来。
“写了一个农村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拼。”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当时是半想象状态，非常意识流，主人公刚开始心怀理想，之后理想破灭，最终跟他的祖辈和解，差不多就是这样。”
多年后她自己再看到这篇手稿，也觉得惊奇，“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为什么会写这么沉重的底色”。
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
访谈的过程中，陆千一遇到过远比她少年手稿更沉重的故事。
她记得一位学生的作文。前半部分写离家时，爷爷奶奶互相搀扶着，给他塞了几百元钱。他走了很久的山路，才坐上县城的车。
后半部分写学校饭不好吃，他写道：“刚开始觉得难受，但一想住的地方还不错”；“转念一想每天都有热乎乎的饭就已经很好了”。
“他思考问题的逻辑是倒着的。”陆千一对记者分析。她发现这个学生“阈值”可以随时降低。不能出宿舍就不出，饭不能选也没事，有吃的就行，总比吃泡面好。“他会不断向下比较，来让自己获得安慰和满足。”
这种“倒着的”逻辑，与陆千一自己的思维惯性截然相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争取更多的权利。”她说。但在这位学生的世界里，争取更高的期待是一种奢侈，而随时调低期望、在有限的条件下寻找慰藉，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作文的最后，学生写到了陆千一本人：“那是我们老师，很年轻，大家都叫她姐，她经常来宿舍看我们，我特别开心，大家都去找她聊天，但我不敢去，因为我社恐。”
这页作文纸，像一道微小的裂隙，让陆千一“看见”他们。
从少年时在纸上勾勒“农村年轻人”的理想破灭与和解，到数年后在真实的作文里，触摸到真实的人的生存策略，那条连接想象与现实的线，终于变得无比清晰，也无比具体。
陆千一还有一个学生，“不服管”，经常翻墙出学校，一出去就是十几天。后来陆千一才知道，他很早就开始做生意，觉得“读书没什么用，不如学个手艺或做个生意”。
“教育既要让孩子们能应对眼前的挑战。”田志磊说，“也要让他们能畅想诗和远方。如何实现这两者的平衡？如果只有远方，孩子们可能连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如果只有眼前的就业，一旦社会变化，他们就会难以应对。但是，优秀学生都选择升学，这不是职业教育该有的样子。”
学生们用脚投票，比如张怀君选择了专升本，因为大专毕业“大多在一线工作岗位”，而本科毕业“薪资至少会直观提升”。陆千一也在教学中感受到这种拉扯，企业来的专业课老师，觉得升学与好工作“似乎有些相互排斥”。
“时代在变化，未来的岗位正在被AI和机器人重塑。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职业教育，需要重新思考了。”田志磊说。
对那个不服管的学生，陆千一没强迫他改变，只是说：“如果要出去，得告诉我去哪，要保证安全。”慢慢地，那个学生开始去上一些专业课。“不知道能不能学到东西”，陆千一说，“但有去上一些。”
这个故事打动了田志磊：“无论职业教育怎么变，像千一老师这样尊重孩子的生命力、给予其可能性，是好的职业教育不变的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怀君、叶冰、陈楷夫、林初一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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